作为基金行业唯一的全国政协委员以及最资深的高管，交银施罗德基金总经理谢卫用“激动人心”四个字描述了过去二十余年公募行业波澜壮阔的发展史。

  谢卫见证了基金从无人知晓到成为全民理财的重要手段，也愈发体会到，基金行业过去更多承载资本市场价值发现、二级市场“压舱石”的功能，但展望未来，新一代基金管理人需要更加负有“使命感”，把行业当成老百姓实现共同富裕的载体，帮助老百姓通过基金投资分享中国经济的成长。

  国内公募基金管理规模已突破25万亿元，成为财富管理行业的中流砥柱。在此背景下，谢卫今年递交的两份提案，一份是《关于进一步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另一份为《关于增强公募基金服务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能力建设的建议》，这也是谢卫连续三年提交个人养老金制度相关的提案，事关国计民生。

  公募如何高质量发展？

  “公募基金已经成为财富管理行业第一大力量，在这个时点谈公募基金发展，我觉得需要谈的是高质量发展，需要契合整个国家发展、经济发展的高质量发展。”谢卫表示。

  他的建议包括：一是构建以持有人利益为核心的公司治理结构；二是提升产品辨识度，助力财富管理市场健康发展；三是大力推动公募基金投顾业务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居民财富管理需求；四是充分发挥公募基金投资管理能力优势，把握个人养老金发展机遇。

  具体来看，要构建和完善以持有人利益为核心的治理结构，就要正确处理好业绩和规模的关系，把规模增长置于投资业绩的约束之下，不能以牺牲业绩来追求规模的无序扩张；要处理好人才与激励的关系，人才是公募基金的核心资源，必须得到尊重和呵护，并给予适度的激励，但是过度激励容易导致投资和营销的短期行为，必须加以规范；建立企业责任文化，公募基金行业应时刻谨记所肩负的信托责任，鼓励基金公司多角度展示持有人投资收益。

  在提升产品辨识度方面，谢卫也给出了三点清晰的建议：首先在产品设计端应该更加精准，产品设计之初就要充分考虑到基金经理的投资理念和投资框架的成熟度、可延展性、可承载的管理规模，并通过多种方式让渠道、合作伙伴、投资者理解；其次，产品风格稳定不漂移，应遵守契约精神，不能因为市场环境和热点的切换引发“风格漂移”；最后，努力打造净值化时代能被更多理财客户接受的低波动、稳健的增值产品。

  连续三年提及

  养老金制度建设

  谢卫连续三年参加两会均提及养老金制度建设相关的议题。2020年，他的提案为《关于发挥公募基金作用，提升年金基金投资增值能力的建议》；2021年，谢卫提出《关于进一步发挥税收政策作用，推动第三支柱养老金发展的几点建议》；今年，他带来的提案是《关于增强公募基金服务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能力建设的建议》。

  “在实现国家高质量发展、全民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养老是公募基金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谢卫表示，“我的第一份养老提案在2020年，因为2019年权益市场行情不错，但年金权益投资比重较低，我提出希望提高比重，获得人社部采纳。2021年，我的提案是要解决个人养老金融的配套政策问题，目前还在综合评估。到了今年，我的提案方向更多是从行业自身的要求出发。”

  谢卫认为，公募基金在助力个人养老金制度发展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

  一是现有产品管理水平不等。全市场共50家基金公司发行养老目标基金，但各公司在治理水平、经营管理规范程度、大类资产配置和投资能力等方面有显著差异；二是产品设计与市场需求契合度有待提高；三是尚未形成成熟的行业个人养老服务体系；四是行业发展亟需政策支持。

  针对上述问题，谢卫认为，首先，应该优选机构参与个人养老金市场，选择治理结构完善、大类资产配置及投资能力突出、内控制度健全、养老目标基金管理具有一定市场影响力的基金公司先行开展个人养老金业务。

  其次，还应优选产品，提升行业个人养老金产品供给和服务能力，优先将具有低波动、收益相对稳健、风险相对可控特点的、包括目标风险在内的养老产品体系，作为行业参与个人养老金市场的重点产品予以支持。

  第三，行业合力深入开展投资者教育、打造行业的个人养老金服务体系。

  第四，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提升行业的整体竞争力。

  规模和业绩须兼顾

  证券时报记者：今年两会您递交的一份提案是《关于进一步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提案的出发点？

  谢卫：以前大家讨论公募基金，一般两个维度，就是规模和业绩，这是行业发展初期讨论的话题。到了今天，公募基金规模突破了25万亿元，在这个时点再谈公募基金发展，我觉得需要谈高质量。

  首先，从公司经营角度来说，治理结构是公司的指引，需要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员工利益三者统一，而公募基金行业需要多一个持有人利益，而且需要把持有人利益放在首位，因为它是面向普罗大众的普惠金融。

  第二，在产品端上，基金公司需要对自己有一些约束，提高产品的辨识度。过去的基金产品都是“以我为主”，不太考虑客户到底需要什么，以至于波动较大。未来，我们需要和银行理财子一起在财富管理市场服务大众，在年化5%-10%区间做出胜率较高、波动可控的产品非常重要，这是庞大财富管理市场的基本盘。

  第三，现在有两个新的方向诞生，一个是投顾，一个是养老，这是公募基金发展到25万亿规模以后时代赋予的新使命。

  先谈养老，在实现国家高质量发展、全民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养老是公募基金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但如果真的要承担起这个使命，公募基金需要做的变革还有很多，所以我有了第二个提案。

  再说投顾，以前总说要教育投资者，而投顾是要自己身体力行告诉投资者。这就要求我们要深刻了解客户，针对客户的资产情况给出合适的资产配置建议；但与此同时，需要警惕把投顾当成驱动规模的一个噱头。

  证券时报记者：构建以持有人利益为核心的公司治理结构，这件事知易行难，基金公司应该如何做？

  谢卫：持有人利益最大化需要建立在约束的前提下，关键要处理好两大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规模和业绩。规模就是利润，业绩就是品牌，规模要制约在业绩可控、可持续之下，如果脱离了业绩的支撑，只追求规模是不行的，我们要在深度研究的基础上追求业绩的可持续性。

  另外一个关系是人才和激励。公募基金是人才密集型行业，但尊重人才不等于过度激励，现在行业里面已出现人才过度激励的问题，它可能会导致投资和营销上的一些短期行为。

  基金行业两大使命

  证券时报记者：您的另一份提案是《关于增强公募基金服务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能力建设的建议》，我们注意到，您已经连续三年在议案中提到养老相关议题，这次有什么不同？

  谢卫：是的，第一份关于养老的提案是在2020年，我提出希望提高年金基金的权益投资比重，获得了人社部采纳。2021年时，我提出要解决个人养老金融的配套政策问题。到了今年，我的提案方向更多是从自我要求出发。

  首先，我们现有的养老目标基金属于舶来品，尤其是目标日期基金，设计复杂且波动较大，不太适合中国国情。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更需要的是低波动、稳健型养老产品，我建议把目标风险基金作为养老目标基金的主要产品类型。

  其次，养老目标基金带有养老这一社会属性，需要对基金管理人进一步筛选和把关，选出一批大类资产配置和投资能力突出、治理结构完善、内控制度健全的公司，先行开展个人养老金业务。

  证券时报记者：您提到投顾和养老是时代赋予基金行业的两大使命，提案中也说要把这两者结合，应该怎么结合？

  谢卫：投顾和养老都是很好的概念，我的理解是从养老中做投顾，我们希望追求低波动、稳健收益的这一类投资者既能成为养老客群，也能成为投顾配置的重要方向，这两个词可以说是在做一件事情。

  现在市场上很缺乏年化5%~10%的产品，但这个收益区间是养老需要的，是投顾需要的，也是理财替代品需要的。所以我特别看重这一块的布局，而且我相信它会在未来孕育出真正的明星。

  证券时报记者：作为基金行业资深的高管，您如何评价基金行业20多年的发展变迁？您对行业的发展有着怎样的期待？

  谢卫：这二十多年肯定是最激动人心的阶段。我关注基金行业是从我的博士论文开始的，论文题目叫《金融制度变革中的证券投资基金》，这些年来我参与了两家基金公司的管理，也见证了基金从无人知晓到成为全民理财的重要手段。

  过去的基金行业更多体现了资本市场价值发现、二级市场压舱石的功能。展望未来，新一代基金管理人需要把基金行业当做一个为老百姓谋取幸福、实现共同富裕的载体，帮助老百姓通过基金投资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成果，可以说使命更大了。

  这份提案算是我作为一个行业老人，对新一代基金管理人的期许。

  国内公募需加强风险控制

  证券时报记者：伴随国内金融开放加码，外资资管巨头纷纷进入中国，并布局公募赛道，这对基金行业会带来哪些改变和影响？

  谢卫：我相信国内公募的投资理念、投资专业度不会输给外资，如果说纯粹做A股的话，内资的决策效率比外资更高，更有优势。

  那么在与外资竞争的过程中，我们唯一可能比较弱的是风险控制。外资很多是百年老店，他们的风险厌恶程度比我们高很多，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证券时报记者：参与全国两会15年，您怎么评价自己参政议政的工作？

  谢卫：我整个职业生涯和参政议政都是密不可分的，这对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经历。

  这督促我时刻保持一个学习的态度，通过媒体报道、日常工作感受，去捕捉哪些问题是需要在两会上发声，引起更多人的关注，把全局意识、精准度、专业化结合在一起形成提案。坦白说，肯定是有压力的，因为我是来自基层的委员，大家愿意从我的视角去看这个行业，我就更想精益求精，寻找真正的行业痛点。

  证券时报记者：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有留下过什么遗憾吗？

  谢卫：遗憾多了，比如一些优秀的委员可以从整个社会层面、经济层面看待问题，我的跨界做得不够好，一直聚焦在自己的专业领域。

  但作为一个委员，是有更大的社会责任的，专业以外的或者说整个社会的共性话题同样需要人关注。如果说时光倒流，我愿意做些“破圈”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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